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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五”规划纲要
，勾勒出未来五年中国发展的宏伟蓝图
。从现代化产业体系到科技自立自强，从区域协调到民生保障 ，从绿色转型到国家安全——这份沉甸甸的规划
，承载着中国式现代化“起飞爬升
”的关键使命。

规划开篇，即提出推动“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六项“必须遵循的原则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坚持人民至上
，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全面深化改革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，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 。这六句话
，不是简单的政策宣示，而是中国式现代化七十余年实践智慧的凝练 ，是贯穿“十五五
”规划始终的底层逻辑
。

这六项原则
，从价值取向
、实践路径到安全底线，层层递进、环环相扣 ，共同规定了“十五五”规划的根本遵循——它回答的是：为谁发展？怎样发展？如何行稳致远？

透过这六句话
，我们才能读懂“十五五 ”规划的骨架与灵魂。

一 、是什么规定了“十五五
”规划的底层逻辑

任何一份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都不是零散政策的简单拼凑 ，而是由一以贯之的核心理念与根本准则搭建起的完整体系 。所谓“底层逻辑”
，就是规划编制与实施全过程中不可动摇的根本准则，是统领所有具体任务的“总钥匙 ” ，决定着规划的政治方向
、价值底色与实践路径
。

“十五五
”规划的特殊之处在于
，它承载着中国式现代化从“跑道滑行”向“起飞爬升 ”的历史性跨越。在这样的关键节点，规划的底层逻辑决定了这架飞机能否顺利离地、能否准时抵达2035年的目标高度 。

那么 ，是什么规定了“十五五
”规划的底层逻辑？它由三重深刻统一的内在逻辑共同规定，最终凝练为开篇明确的六项原则。

一是现代化规律与中国特色有机统一的逻辑
。

现代化有共同规律——技术进步 、产业升级、制度创新是必经之路。但中国式现代化又有自己的特色——“并联式”赶超
、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六项原则中
，“坚持高质量发展 ”体现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人民至上
”体现中国特色
。二者的统一，让规划既遵循普遍逻辑 ，又扎根特殊国情。

二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有机统一的逻辑 。

“坚持人民至上”是价值理性
，回答“为了谁 ”；“坚持高质量发展
”“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 ”是工具理性，回答“怎么办
”
。党的领导既是价值理性 ，又是工具理性。六项原则将二者熔铸于一体
，让规划既有明确的价值导向，又有科学的实践路径 。

三是历史发展与时代特点有机统一的逻辑
。

从历史看 ，中华文明五千年积淀与现代化七十余年探索
，规定了规划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以人民为中心，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
、全面深化改革。

从时代看 ，我们正处在人类文明迈向数字智能文明、中国从高速度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两大转折交汇点 。这两大转折
，决定了规划必须把高质量发展作为主题主线，必须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动力源泉——因为新质生产力呼唤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必须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作为制度保障——因为数字时代的创新需要市场活力 ，也需要政府引导；必须把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底线保障——因为技术越发展，风险越复杂
，越需要守住安全底线
。

六项原则正是历史逻辑与时代逻辑的交汇点，让“十五五”规划既有历史厚度 ，又有时代高度。

三重统一
，层层递进；六项原则，各归其位 。理解了这三重统一与六项原则的对应关系 ，就能读懂六项原则何以成为贯穿“十五五 ”规划始终的“总钥匙
”——它不是写在纸面上的条文
，而是藏在规划背后的历史必然 、时代必然
、制度必然。

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框架中，“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位列六项原则之首
。这不仅是政治宣示 ，更是三重逻辑推演的必然结论——它是现代化规定与中国特色统一的集中体现
，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统一的典范，是历史发展与时代特点统一的根基。

从价值理性看 ，党的领导解决了“为了谁 ”的根本问题 。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首先是政治领导 、思想领导
、组织领导的有机统一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我们党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 。这种价值取向 ，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不能走西方“以资本为中心
”的老路，不能放任技术异化 、资本垄断
，而必须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

正是这种价值立场，让“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与“坚持人民至上 ”成为一体两面：坚持党的领导 ，才能保证用社会主义方式进行现代化建设
，才能使现代化建设以人民为中心。没有党的领导，人民至上的价值就可能在实践中走偏；不以人民为中心 ，党的领导就会失去灵魂 。二者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全过程
，让现代化始终沿着“为了人民”的方向前进
。

这是历史的结论，也是逻辑的必然。社会主义的本质 ，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而党的领导，正是实现这一本质的政治保障 。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置于六项原则之首 ，就是要保证规划始终有鲜明的价值导向
。

从工具理性看
，党的领导解决了“怎么干”的实践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场“并联式 ”的赶超进程，要在几十年内走完西方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 。这种独特的现代化路径 ，决定了必须有一个能够总揽全局
、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。没有这个核心，现代化就会在多重矛盾中失去方向
，在利益博弈中陷入内耗
。

党的全面领导，正是这种工具理性的集中体现。它能够统筹发展与安全、协调局部与整体 、平衡效率与公平 ，把14亿多人的力量凝聚起来
，形成“全国一盘棋
”的强大合力 。从脱贫攻坚到科技攻关，从区域协调到重大工程建设 ，每一次重大战略的成功实施
，都印证了党的领导作为“工具理性”的强大效能
。

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正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独特优势。

西方政党往往陷入“价值理性 ”与“工具理性
”的撕裂——竞选时高喊价值口号 ，执政时却难以兑现承诺 。中国共产党则不同：价值理性为工具理性指明方向
，工具理性为价值理性提供支撑
。二者相互成就、辩证统一。

在“十五五”规划的编制与实施中，这种统一体现得尤为充分 。规划的目标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规划的实施靠的是党的坚强领导
。前者是价值理性
，后者是工具理性。二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的完整内涵 。

从这个意义上说 ，党的领导不是抽象的政治口号，而是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定盘星
”——它既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航向
，又发挥“总揽全局
、协调各方 ”的制度效能，让中国式现代化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中行稳致远
。

三、坚持人民至上：从“中国之治
”到“人类文明新形态”

在六项原则中 ，“坚持人民至上 ”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共同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坐标。如果说党的领导解决的是“谁来驾驶
”的问题
，那么人民至上回答的则是“为谁飞行”的根本方向 。

依靠人民：中国式现代化的力量源泉

人民至上，首先是“依靠人民 ”。中国式现代化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 ，必须尊重人民主体地位
，紧紧依靠人民，发挥人民首创精神
。

规划明确强调 ，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
，紧紧依靠人民
”。这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不是少数人的事业，而是全体人民共同的事业 。从脱贫攻坚到共同富裕 ，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上，正是千千万万基层干部和贫困群众的共同努力 ，才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在乡村振兴的征程中，正是亿万农民的辛勤耕耘
，才让广袤乡村焕发新的生机。人民群众不仅是现代化建设的受益者，更是现代化建设的参与者 、贡献者 。

为了人民：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归宿

人民至上 ，落脚点是“为了人民”
。发展的最终目的
，是人民的幸福。

规划强调，要“维护人民根本利益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注重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 ，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得益彰
，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 。这正是人民至上从理念向实践的转化——让人民在发展中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感受到温度
。

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到“投资于人
”的战略部署，每一项民生改善的成果 ，都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十五五”规划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 ”列为主要目标之一
，把高质量充分就业
、居民收入增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民生指标作为硬任务 。这既是发展的承诺，更是为了人民的生动体现
。

从“中国之治
”到“人类文明新形态”：人民至上的世界意义

人民至上不仅是“中国之治 ”的核心理念 ，更正在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
”的价值坐标。当技术加速迭代挑战人的主体性，当发展面临效率与公平的张力
，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探索，为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

这种探索的意义在于：它证明发展可以既有效率又有温度 ，证明技术进步可以服务于人而不是异化人。人民至上
，正在从中国的治理经验，升华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引领
。

在“十五五”起飞的关键时期 ，人民至上既是规划的底色
，也是前行的方向。它告诉我们：无论技术如何演进，发展的目的始终是人；无论动能如何转换 ，创新的成果要由人民共享 。这
，正是“坚持人民至上 ”的深刻意涵——让中国式现代化的航船，始终沿着人民期待的方向破浪前行
。

四 、坚持高质量发展：生产力跃迁的时代必然

高质量发展是现代化建设的中心内容 ，贯穿于新发展阶段的全过程
、各领域。在六项原则中
，“坚持高质量发展”居于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 。它向上承接“党的领导
”与“人民至上”的价值坐标，向下指向“全面深化改革 ”与“有效市场、有为政府
”的实践路径 ，是连接价值目标与实践路径的枢纽
。

从生产力维度看，高质量发展是生产力跃迁的时代要求。

生产力的发展
，从来不是匀速的，而是由量变积累到质变跃迁的过程 。传统工业化生产力 ，依靠要素投入实现规模扩张
，边际效益递减是铁律
。新质生产力则不同——它以创新为驱动，以质优为关键 ，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它的出现
，意味着人类正从工业文明迈向数字智能文明，意味着发展动力正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 。

如果说“十四五
”是新质生产力的孕育期 、点状突破期 ，那么“十五五”就是新质生产力的成长期
、系统集成期
。因此
，“十五五 ”是生产力跃迁的关键窗口，也是高质量发展必须抓住的历史机遇。

规划将高质量发展作为主题主线 ，正是对这一时代要求的深刻回应 。没有高质量发展
，新质生产力就缺乏落地的载体；没有生产力跃迁，中国式现代化就缺少持久的动能。

从生产关系维度看 ，高质量发展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变革
。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
，上层建筑同样需要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新质生产力的生成，必然要求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与之相匹配 。这种适应 ，不是修修补补
，而是系统重构
。

规划提出，要“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培育新动能
，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做优增量、盘活存量
”。这正是对生产力跃迁的制度回应 。扩大内需 ，是为新质生产力创造市场空间；供给侧改革
，是为新质生产力扫清制度障碍；培育新动能，是为新质生产力注入源头活水
。

没有全面深化改革 ，新质生产力的潜能就无法充分释放；没有制度创新
，生产力跃迁的成果就难以巩固。这正是高质量发展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联系——前者是目标，后者是路径；前者是方向 ，后者是动力 。

从价值维度看，高质量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物质基础
。

高质量发展
，最终要落实到人民福祉上。规划强调，要“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 。质的提升 ，是为了让发展更可持续 、更有后劲；量的增长
，是为了让人民在发展中得到实惠
。二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高质量发展的完整内涵。

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到“投资于人
”的战略部署 ，每一项民生改善的背后
，都需要坚实的物质基础 。没有高质量发展，人民至上的价值就会落空；没有生产力跃迁 ，共同富裕的目标就难以实现。这正是高质量发展在六项原则中的独特定位——它不是孤立的原则
，而是贯穿始终的价值追求
。

在“十五五”起飞的关键时期，高质量发展既是时代命题 ，也是实践路径。它告诉我们：唯有以新质生产力为引擎
，才能实现从“量 ”到“质”的历史性跨越；唯有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这 ，正是“坚持高质量发展
”的深刻意涵——让中国式现代化在生产力跃迁中行稳致远
。

五、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实践

在六项原则中，“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与“坚持高质量发展 ”构成互为支撑的逻辑闭环。高质量发展是目标指向
，全面深化改革是动力源泉 。

从历史唯物主义看，改革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必然要求
。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与原有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时 ，就必须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当经济基础发生变化
，与原有的上层建筑发生矛盾时，就必须通过调整上层建筑来巩固和发展经济基础 。二者相互关联、层层递进 ，共同构成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力
。

中国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史
，就是这一原理的生动实践。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每一次重大改革都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 。“十五五
”规划将“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作为六项原则之一
，正是对这一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唯有不断改革，才能让生产关系始终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 ，让上层建筑始终与经济基础相协调
。

从新质生产力发展看，改革是解放生产力的关键一招。

当前
，我们正处在从工业文明迈向数字智能文明的历史性转折点上 。新质生产力的出现，不仅要求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 ，更要求上层建筑随之调整。规划提出
，要“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进深层次改革 ，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
、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 ”
。这正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中国化运用——让生产关系更好地适应生产力
，让上层建筑更好地服务经济基础。

没有全面深化改革，新质生产力的潜能就无法充分释放；没有制度创新 ，生产力跃迁的成果就难以巩固 。这正是“坚持全面深化改革
”的时代必然
。

从“十五五”规划看
，改革是贯穿始终的实践路径。

“十五五 ”规划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
”列为主要目标之一 。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到国资国企改革，从财税体制改革到科技体制改革 ，每一项改革都指向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这些改革既有对生产关系的调整
，也有对上层建筑的完善，二者协同推进、系统集成。

改革的深度 ，决定发展的后劲 。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国资国企改革
，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科技体制改革，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
。这些改革相互支撑 ，共同构成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制度合力。

从历史实践看
，改革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之源 。

中国式现代化不是照搬西方模式，而是立足国情 、自主探索的现代化
。这种探索的动力 ，正是来自于不断深化的改革。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加强顶层设计 ”
，从“单项突破
”到“系统集成”，改革的逻辑在实践中不断深化 。

“十五五 ”时期 ，改革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它不再是特定领域的局部突破
，而是系统集成的整体推进；不再是应对危机的被动调整，而是着眼长远的主动谋划
。这正是“坚持全面深化改革”的深刻意涵——让改革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最持久
、最根本的动力源泉。

在“十五五
”起飞的关键时期 ，唯有改革
，才能让生产关系始终与生产力发展同频共振，让上层建筑始终与经济基础动态适应；唯有改革 ，才能让中国式现代化在制度创新中行稳致远 。这，正是“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刻意涵
。

六、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中国经验的世界意义

在六项原则中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 ”与“坚持全面深化改革
”共同构成实践路径的“双引擎”。如果说改革解决的是“怎么变 ”的问题，那么市场与政府的结合解决的就是“怎么稳
”的问题——既要激发活力 ，又要保持秩序；既要效率优先
，又要兼顾公平 。

从理论逻辑看，这是对西方经济学“政府与市场二元对立”的超越
。

西方主流经济学长期陷入“政府干预 ”与“市场自由
”的二元对立。实践中 ，这种对立导致周期性的政策摇摆——经济危机时政府出手
，稍有复苏就要求“去管制” 。

中国用四十多年的实践证明，政府与市场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
。规划明确提出 ，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构建统一 、开放
、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建设法治经济 、信用经济
，打造市场化
、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 ”。这正是中国经验的精髓——让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与政府的“更好作用”有机结合 ，而非相互替代 。

从实践逻辑看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深刻总结
。

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推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开启了释放巨大经济活力的历史进程。但市场不是万能的——信息不对称 、外部性、垄断
、周期波动等问题 ，都需要政府发挥作用 。

从宏观调控到产业政策
，从市场监管到公共服务，政府始终在发挥着“有为 ”的作用。这种“有为”不是包办代替 ，而是为市场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为创新提供制度保障 、为民生守住底线
。正是这种“市场有效+政府有为
”的组合
，让中国用几十年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

从“十五五”规划看，这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 。

“十五五 ”时期 ，新质生产力成为核心引擎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既需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需要政府在战略规划
、基础研究、人才培养 、制度供给等方面的有为引导。没有市场 ，创新就缺乏动力；没有政府
，创新就缺乏方向 。

规划从多个维度体现了这一结合：在市场方面，强调“构建统一
、开放、竞争 、有序的市场体系
”；在政府方面 ，强调“建设法治经济
、信用经济，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市场与政府各司其职、协同发力
，共同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从世界意义看，这是中国为人类现代化贡献的治理智慧 。

西方现代化模式长期主导世界 ，但其弊端也日益凸显：资本垄断 、两极分化
、社会撕裂
。当西方陷入“政府失灵 ”与“市场失灵
”的双重困境时
，中国的探索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这种探索的意义在于：它证明政府与市场可以不是“零和博弈”，而是“正和共生 ”；它证明效率和公平可以兼得 ，而不是非此即彼；它证明“放得活
”与“管得好”可以有机统一 。中国经验正在告诉世界：现代化不是只有一条路
，治理也不是只有一种模式
。

“十五五 ”时期，中国将继续深化这一探索。让市场更有效 ，让政府更有为
，让二者在更高水平上实现统一——这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优势，更是中国为人类现代化贡献的治理智慧 。

在“十五五
”起飞的关键时期 ，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
，既是中国发展的“双引擎”，也是中国贡献的“新范式 ”。这 ，正是“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”的深刻意涵
。

七、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起飞关键期的“压舱石
”

在六项原则中，“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与其他五项原则有着本质不同。它不是具体的实践路径
，而是贯穿所有原则的底线保障；它不直接回答“怎么发展 ”，而是回答“怎么守住
” 。

从理论逻辑看 ，发展与安全是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
。

发展是安全的基础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没有发展，安全就缺乏物质支撑；没有安全 ，发展就可能中断 。这二者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
，而是相互依存 、相互促进的关系
。规划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列为六项原则之一，正是对这一辩证关系的深刻把握。

“十五五 ”时期 ，中国式现代化进入“起飞爬升
”的关键阶段 。新旧动能正在切换
，内外部挑战交织叠加
。这个阶段最怕什么？一是动力不足，无法离地；二是方向错误 ，南辕北辙。但还有第三怕——安全失守
，前功尽弃 。这正是“统筹发展和安全”之所以成为“压舱石 ”的深层逻辑
。

从历史实践看，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条件。

回顾世界现代化历程 ，许多国家在起飞阶段因安全失守而陷入困境：有的因外部冲突打断发展进程，有的因内部动荡消耗发展成果
，有的因风险失控积累系统性危机 。这些教训反复证明：发展越快，越要守住安全底线。

中国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 ，之所以能够保持社会长期稳定
，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始终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全过程
。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到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从保障粮食能源安全到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安全始终是发展的“压舱石
”。

从“十五五”规划看
，安全是高质量发展的底线保障 。

“十五五 ”规划将“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
”列为主要目标之一
。这不仅是目标，更是底线。规划强调 ，要“强化底线思维
，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 ，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

从粮食安全到能源安全
，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金融安全，从网络安全到生态安全——安全的内涵在不断拓展 ，安全的要求在不断升级
。在数字智能时代，风险更加复杂、更加隐蔽
、更具传导性。没有安全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就可能被外部冲击打断；没有安全，高质量发展的成果就可能因风险爆发而流失 。

从时代特征看 ，统筹发展和安全是数字智能时代的必然要求
。

当前
，我们正处在从工业文明迈向数字智能文明的历史性转折点上。技术加速迭代，风险同步升级 。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算法歧视、平台垄断 、就业冲击 ，网络空间可能面临的安全威胁
，关键基础设施可能遭受的物理攻击和网络攻击——这些风险，都是过去未曾遇到的新挑战
。

统筹发展和安全 ，就是要在这两大转折的交汇点上
，既抓住发展的机遇，又守住安全的底线。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以高水平安全促进高质量发展 。

在“十五五 ”起飞的关键时期
，统筹发展和安全既是底线思维，也是战略定力。它告诉我们：发展是硬道理 ，安全是硬底线；没有安全的发展，是不可持续的发展；没有发展的安全
，是没有根基的安全
。这，正是“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”的深刻意涵——让中国式现代化的航船在风浪中行稳致远。

八
、六项原则 ，何以“定
”乾坤？

从“是什么规定了‘十五五’规划的底层逻辑”到六项原则的逐一展开
，我们走过了一条从抽象到具体、从逻辑到实践的完整路径 。现在，六项原则的内在逻辑已经清晰呈现 ，它们究竟以怎样的方式“定 ”乾坤？

六项原则不是随意选择的
，而是“十五五
”规划内在逻辑的必然产物
。

它们不是写在纸面上的条文，而是藏在“十五五”规划背后的历史必然 、时代必然
、制度必然。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积淀 ，现代化七十余年的探索经验
，数字智能时代的机遇挑战，共同“规定 ”了这六项原则；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 ，现代化规定与中国特色的统一
，历史发展与时代特点的统一，共同“凝练
”了这六项原则 。正是这六项原则 ，让“十五五”规划在起飞关键期有了清晰的底层逻辑
。

六项原则不是孤立存在的，而是相互支撑、层层递进的根本遵循。

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
，人民至上是价值灵魂，高质量发展是主题主线 ，全面深化改革是动力源泉
，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是制度优势，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底线要求 。六者缺一不可 ，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逻辑闭环——价值目标定方向
，实践路径给动力，安全底线保长远
。它们贯穿于“十五五 ”规划的全过程 、各领域 ，决定着规划的政治方向
、价值底色、实践路径与最终成效。

六项原则不是抽象宣示
，而是“十五五
”规划的价值灵魂与实践遵循 。

没有党的领导，规划就会失去方向；没有人民至上 ，规划就会失去灵魂；没有高质量发展
，规划就会失去根基；没有全面深化改革，规划就会失去动力；没有市场与政府的协同 ，规划就会失去平衡；没有发展和安全的统筹，规划就会失去保障
。六项原则
，正是“十五五”规划之所以能够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行动纲领的深层密码。

六项原则，何以“定 ”乾坤？现在可以对全文作一个总结：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定的是根本——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中
，确保“十五五
”规划始终沿着正确方向推进，为起飞关键期提供最坚实的政治保障；

坚持人民至上 ，定的是价值——在“依靠人民”与“为了人民 ”的统一中
，让“十五五”规划始终锚定人民期待的价值航向，让起飞的红利惠及全体人民；

坚持高质量发展 ，定的是路径——在生产力跃迁的时代必然中
，为“十五五
”规划开辟从“量”到“质 ”的历史性跨越之路，以新质生产力引领起飞新高度；

坚持全面深化改革 ，定的是动力——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
，为“十五五
”规划注入不竭动能，让起飞的引擎全速运转；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 ，定的是秩序——在效率与公平的张力中，为“十五五”规划构建既“放得活 ”又“管得好
”的经济秩序
，让起飞的过程平稳有序；

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定的是底线——在风险交织的复杂环境中 ，以新安全格局保障“十五五”规划的新发展格局
，在起飞的风浪中行稳致远 。

根本
、价值、路径 、动力、秩序
、底线——六项原则，六“定 ”乾坤 ，共同构成了“十五五
”规划从方向到落地的完整制度逻辑。它们回答了开篇之问：是什么规定了“十五五”规划的底层逻辑？答案就藏在这六项原则之中
。

“十五五 ”的跑道已经铺就
，起飞的时刻就在眼前。六项原则，正是这架飞机的“定盘星
”——它锚定航向 ，确保我们飞向人民期待的方向；它校准姿态
，确保我们在风浪中行稳致远；它凝聚力量，确保14亿多人的合力汇聚于一处 。

这 ，正是“六项原则
，何以‘定’乾坤”的最终答案
。

（作者为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郑长忠）